乡土中国读后感精选(2)
在文中乡土本色，这章的关键词是“熟悉”。“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村落，那里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他们成长的乡土的熟悉是一种经验式的总结。而这种熟悉，使他们构建出了一个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在下乡中，这一章解释了乡土社会文盲的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象征体系。”在乡间，人与人的距离太近，口耳相传即可满足乡间的交流。而在农村中，时不时字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太大的影响，文中奶奶一生未食过字，却仍被认为是一名非常明事理的人。这就像文中所提到的“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而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起点不同那么他们所接受的比较规则也必须有所不同。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总会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是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特别推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一种被动和强制。但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新时代的潮流中，新问题的涌出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但是法制是可以实时更新。
以上便是浅读《乡土中国》的全部感受。
乡土中国读后感精选篇4
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借这篇报告的写作之机，我想就寒假返乡的所见所闻和《乡土中国》的阅读理解，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提出的新概念。中国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不流动性和地方性，造就了由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决定社会范围的独特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了因时因地富于伸缩的社会范围。
然而，在城镇化刻不容缓，乡村边界一退再退的今天，“差序格局”的产生原因——取资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更多的是没有土地、转向现代社会谋生的“新农民”。
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对传统乡土的侵蚀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即为“长老政治”的趋于败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绵延数千年的“差序格局”是否也随之消失净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聚村而居，垦地种菜，生活并未因远离土地发生较大改变。我返乡后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此做出一定解释。
本次春节撞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地返乡人员的我自然在回家路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而其中又以在门禁上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典型性。
我所居住的商品房小区主要为回迁的原李家壕村村民，我祖父母所居住的另一个小区则主要由我所隶属的原红庙坡村民构成。问题就出在我出于必要往返于两个小区之间的时候。
我首次返回小区时被保安拦下，签了一份居家隔离书并测了体温，确认无明显症状后居家隔离十四天，顺利拿到出门条。但在我持有出门条和身份证的前提下，保安仍然拒绝放行并与我发生争执，说什么都不肯放我——这个对他而言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出村。此时，我在这个小区居住已久的姑姑为我解了围：她认出了我，并向保安确认了我的身份。保安顺利放行。
而在另一小区，保安认得我，因而简单查看出门条之后就爽快地挥手放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两天之后我出门买菜时，不过这次的关键人物换成了同样认识我的另一位村民。
这很有趣：一个试图进入社群的陌生人，会因为不熟识而被排斥，但在另一成员确认他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里后，又能被迅速接受——这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绵延。如同两个石块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本就不甚清晰的界限被迅速模糊、抹平，两个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群自然而然地在同一点相交。
关于我和保安之间产生的纠纷，其实可以用差序格局下的伸缩性来作出解释：规矩既然可宽可严，那么自然应有作出伸缩的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近，往往以血缘、业缘、地缘三大关系为限。远到“一表三千里”，近到父系一方的祖父母，都可以划归血缘;业缘和地缘的边界则更加模糊。
这实际上可以作为“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又一证据——这就是扎根实际研究的理论魅力。即使时移世易，但经典不会蒙尘：它永远历久而弥新。
乡土中国读后感精选篇5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
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
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
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
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
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
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
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
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
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
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
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
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
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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