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茶馆读后感400字(2)
可最终他是怎么死的呢?他自己上吊死了。临死前，他把家人打发到解放区去，自己和常四爷、秦二爷聚在茶馆里撒起纸钱来。三位老人苦中作乐，为自己送终，聊以自慰，这令人怜悯。一辈子渴望改良的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这就是王利发的人生悲剧。
《茶馆》里的其他人，儿子还是遵循老子的处世态度，有的甚至变本加厉。这是时代的悲哀。
《茶馆》让我们看清了那三个黑暗时代，也看清了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一个个破落、衰败。《茶馆》不愧为“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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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事实上，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嘲和历史动向。茶馆是老舍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空前的范例”。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刻画的人物性格特点十分鲜明。每个不同的人物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不同职业、阶级的不同群体。看似多达几十位的出场人物，却无一显得重复。王掌柜、常四爷、松二爷等等身世不同、个性显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只需读过一次，就能把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深深刻在脑中。例如裕泰茶馆的王掌柜，正如卷首老舍先生予其的定位一般：精明、有些私心而心眼不坏。通览全文，在我眼中他作为一个掌柜，很圆滑又显得软弱，遇事就给钱、说好话。然而，在结局中他不忍看到茶馆被高官与小人夺取，默默地在后院自杀。这一情节，仿佛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但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让人心酸不已。这么一个走着中庸之道的掌柜，却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老舍先生通过一个人物，以其行为与性格的强烈反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讽刺与不满。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国人说话的法子很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他们常用客气话和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馆看到了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笑的是在第二幕，两个拜把子兄弟想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的奇怪要求，他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意，“没人耻笑。”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吧?”我也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儿，小两口儿，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的意义!
在茶馆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老舍其作为一个语言大师的风范。茶馆中，十几个人物依次登台，却个个形象立体，性格鲜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写作语言的性格化，时代化，应人切景;老舍以笑写悲，寓庄于谐，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于三个时代中光怪陆离的丑类;北京化的口语也是本剧一大特色，给穿梭于茶馆中的人物注入生命。
茶馆这三幕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而老舍先生仅仅用一些个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我想当你合上书本的一瞬，你会感觉到你和那些小人物一起度过了漫长艰辛的五十年。每个人物都扮演着自己的故事，同时又与各自所处时代密切关联。揭示了社会一角，展览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性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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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访华，提到有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当时的华人作家里译作最多的作家，连瑞典文的版本也 有。她说，“”开始后，谣传他已经死了，而死人是不能拿这个奖的。于是川端康成拿了诺奖，那个我们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奖。
1966年8月，他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我想起李政道曾说，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只关注他在哪里做的研究，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在国外做的。然而这到底是说明国内没有软件环境，还是没有硬件 条件?那一场浩劫刚刚开始，这个“人民艺术家”便选择了投河。他笔下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人心酸，而他自己以为即将到来的美好社会却毁了曾经的愿 望。
他心里有一个小小世界，装着自己的理想。然而他的理想太纯粹，与那个正在萌发躁动的国家的步伐不合。也许这就是旧式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 矛盾，徘徊，恐慌，却又心怀希望。他们以为新时代终于到来了，终于不必再在战火纷飞的夹缝中偷生。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无拘束地写作了，所以他们愿意 歌颂新生活，让往事变成革命的炮灰吧„„ 然而革命却远不止是三大战役打下南京一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就算了事。正如思想无法被改造，文化也是无法被革命的。它深植于个体和群体的人精神 和物质两个层面，烧杀抢砸的红卫兵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对他们的影响——过去的那个社会和现在的时代。过去的时代教会他们温良恭简让，而现在的时代鼓动他们起 来造反。有时候我看一些并不主流的记录片和书，所幸其中许多角度都相当客观冷静。那是个陌生的时代，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我一直对俄国zheng府有些讨厌——然而它们真实地发生了。一次读完一本书我想，作一个不厚道的比较，德国的纳粹当时也是由青年人的狂热开始，他们的行为可以将 人类文明毁灭重新倒退到奴隶时代，所有的人都为最高贵的雅利安人种服务，为他们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流血。而他们可以毁灭任何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东西——文 明，人种，良知。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青年人?加起来一定有德国意大利纳粹兵的好几倍。当时的那个口号，赤遍地球，解放全人类——再进一步，就是自高自大导 致的暴力和极权。那么我们——他们——与纳粹又有什么两样?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写，自杀前的一天他把儿子、女儿找来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我不会把 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 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那是知识分子对文化革命最基本最初始的态度。每个人听到都会这样子想，但又有多少人如冯友兰、郭沫若等转而吹捧“”。我们无权指责他们的态 度，那是一场政治风暴，或者说远超越了政治的含义，上升到了普通生活中。文化本是与政治相异的，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之一。文化为具体的社会具体的意识形 态服务，于是它们扭曲成了郭沫若晚年恶心的打油诗和吹捧着自以为不需要吃饭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酸文人们。老舍作了一个最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从太史公的 时代人们就明白受辱是要去死的，你不死一定是有别的企图。 如今只见指责当年暴行的人，那么施暴者又在哪里?我无法理解，因为我是九零后，代表人物是脑残的杀犸特家族等等。与长者议论，那些在“”晚期 出生的人，我说，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了吧?你知道，思想一旦解放了，倒行逆施就很难了;况且如今的世界你想封闭消息也不太可能。他们说不出原因， 只是说，都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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