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读后感600字(2)
如同山鲁佐德一样，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二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暴君汉娜被判处无期徒刑，住进了监狱。处于“安全”但是无爱状态的米夏，继续承担着朗读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成为启蒙者，一年年为汉娜寄磁带。在米夏的朗读磁带的带动下，汉娜学会了拼读和拼写，开始阅读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小说中尤其提到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平庸报告》。艾希曼的身份和小说中的汉娜类似。阿伦特提出，艾希曼是有罪的，是“平庸的恶”，就像木偶，充当了极权社会的犯罪中介。汉娜的这一转变，固然是由于米夏的爱，更多的则是由于对自身的恶的反省。
《朗读者》是本复杂的小说。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与个人、情欲与道德、爱与罪的小说，这些东西统统被压在小说叙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当这些东西无法抛弃、无法剥离、无法逃避的时候，它带来的感动无疑也是相当沉重的。现在有一个词常被引用，叫“历史的人质”。而《朗读者》告诉我们，这个词汇远比我们想像中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父母和爱人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虽然我说这本书的两个层面和我这个“异国读者”有些“隔”，但是类似的历史、类似的境遇，在我们这个“异国”绝非没有，然而我们这里似乎缺乏这样“直面历史”的作品，甚至在近来的影视和图书里，仅仅剩下一些“怀恋”了。如果这本书仍能关乎我们自己的话，大概就是这点感慨和惋惜。
在《朗读者》的谜中，无疑汉娜的认罪之谜最令人费解。一个女人在战争期间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营女看守;继而又在审判期间放弃自己辩护的权益、宁愿认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要掩盖自己是文盲，不认识字而已!施林克用这个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诉我们虽然罪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犯罪者是无法简单判定的。对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朗读者》做出了这样一种值得警醒的反思。而在这部小说的后两部分，我们接触到最多的词汇，是“麻木”二字，在汉娜一案中:审判者是麻木的;旁听者是麻木的;甚至证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麻木的。反而倒只有汉娜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现出丰富的性格:时而倔犟、时而骄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问法官(只有职业表情的人)“换了您会怎么做呢?”这无疑是对自认是无罪的人、自认是正义者的拷问。在我看来，这句拷问，就是《朗读者》的核心。
当然，任何一种简单读解《朗读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的多义，是它的吸引力之一。实际上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和读者个人的历史应该是有相当联系的。但是在“爱情”这个层面上的感动，普天下都有着同一性。《朗读者》写的爱情，毫不讳言是包裹着情欲的，是关乎身体的——尤其是汉娜的气味，令米夏一生都想在别的女人身上“重逢”;当然他们之间的爱还有“神圣的”仪式，那就是朗读，在性爱之后，米夏照例要给汉娜读书，各种名著，甚至在汉娜入狱之后。虽然“朗读”对于汉娜的意味极为复杂，但这无疑是这段爱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据说，《朗读者》要被拍成电影，其实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在心中对汉娜已经有许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话来说“她有很多写照”:比如在厨房拉上长筒袜、骑着车奔驰时裙边在车子带起的风中飘浮、站在书架前手指滑过书脊，等等。这是这本小说最感性的地方，在初恋结束之后，对那些“写照”的怀念——尤其是对于有“负罪感”的恋人来说，那些在分离之后，那些画面、那些气味、那些场景、那些话语，当你在心头又和它们不期而遇的时候，无疑会令魂魄为之一颤。或许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令读者“魂魄为之一颤”，从而更加深了对这本小说政治性的反思。
在《朗读者》中，施林克对于纳粹暴行的批判一直没有停过。汉娜在狱中服刑的漫长岁月中，通过自学逐渐可以阅读，从一个聆听者蜕变成一个能够独立阅读和书写的人。汉娜阅读关于纳粹暴行的书籍越多，就越发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懊恼。在十几年的监禁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汉娜向米夏进行了一次灵魂深处告白:“我一直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你知道如果不能被人理解，我永远不会想到要忏悔，即便是在法庭上。然而现在，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他们能够理解我。在监牢里，我和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不论我是否愿意，他们晚上都会来。在被审讯之前，我甚至在梦中就可以将他们逐走”。
朗读成了他们约会时的必备节口，十五岁的少年“一遍遍地为心爱的女人朗读学校要求学生朗读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一。”这段发生在年龄相差21岁的中年妇女汉娜和年仅巧岁的中学生米夏之间的感情纠葛不仅仅探讨了一段跨越年龄的爱情，也透视了代沟这个更为广大的社会现象。
在小说的第一章，十五岁的少年因病在街边呕叶，得到中年妇女汉娜的照顾。“她旋开水龙头，用两只手掬着清水泼在我的脸上算是给我洗了脸。”她粗糙的举动即使在表达着关怀和母性，也透露着粗暴的本性。汉娜和米夏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已经是36岁的妇人了，年龄大的足可以做米夏的母亲。这种不能被社会承认的，在当时看来甚至是违法的关系映射出米夏这代青年人与他们父辈的关系:战后德国的青年人如何理解他们的父辈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们是否应该原谅他们所深爱的父母，还是应该站出来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正如成年米夏而对作为纳粹战犯在法庭上被审讯的昔日爱人汉娜时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感觉:“我想要一边理解汉娜的罪过一边诅咒她的过错，但是这却太可怕了。我试图要理解她的罪过，但是我无法同时对她进行她应该受到的批判;当我批判她怨恨她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理解她的空间。我强迫自己在理解的同时去谴责，然而我根本无法同时做到两者。”米夏对汉娜既爱又恨，欲罢不能的感情，恰恰是施林克这一代战后德国年轻人父辈的感情。“我因为对汉娜的爱而注定经受痛苦，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痛苦，是所有德国人的痛苦。”战后德国两代之间难以互相融入，无法互相理解的尴尬，通过这段忘年恋细致地反映了出来。
在小说第二部分，已经长大的米夏再次见到汉娜时是法律系参加法庭实习的大学生。对而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米夏明白了一个秘密:原来，曾当过集中营女看守的汉娜是个文盲。因此她与少年米夏约会时一再要求米夏为她读书。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令她感到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西门子公司的工作跑去当了纳粹党卫军女看守一一因为这个活儿不需要识宇。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是文盲，汉娜在法庭上拒绝被辨认笔迹，直接揽下被指控的所有罪行。文盲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象征，它象征着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德国人民像文盲一样生活在黑暗和无知当中，既无法辨别是非也无法在是非而前保护自己，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麻木地接受。汉娜认真聆听少年米夏的朗读，强烈的求知欲望正代表了第三帝国时期一部分试图寻求正义和光明并希望摆脱纳粹统治的德国人的心态。朗读者一直围绕着文盲这个核心思想:因为汉娜不认识字，我才为他朗读。施林克将这个主题作为推动器来帮助情节的发展。
故事不仅仅推动得完关，故事中隐藏的内涵更加深刻，那就是尊严。透过这层尊严，读者闻到了残忍，无奈，忏悔与宽容的味道。米夏知道了汉娜的过去和她纳粹的身份，他感到受了欺骗，感到耻辱和羞愤。当他意识到昔日的情人原来是不认识字的文盲，他的内心挣扎了，应该尊重汉娜的选择，还是将这个秘密揭露给法庭来洗脱汉娜的罪名米夏犹豫了。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汉娜是否是文盲，而是米夏是否有勇气承认自己和汉娜的过去，是否有勇气正视汉娜战争中的罪过，是否有勇气正视上一代人犯下的滔天大罪。他替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维护汉娜的尊严，尊重汉娜的个人意愿，最终选择了漠视和麻木。“为了这个尊严，既是汉娜的也是我的，我参与了谋杀。这与纳粹在战争中的暴虐行为有什么区别呢?我也参与了对汉娜的谋杀，把罪不至此的她推进了终身监禁的大牢。我也是有罪的，这是罪人对罪人的审判，是用罪过审判罪过。”这无疑是对第三帝国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两代人的深刻反思。
朗读者读后感5
《朗读者》是德国小说家本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创作的一部小说，《朗读者》读后感。《朗读者》先后获得了汉斯·法拉达奖，以及"世界报"文学奖。《朗读者》被译成35种语言并且使德语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20--年电影金球奖、奥斯卡金像奖。
第一次接触《朗读者》是观看由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电影《生死朗读》。温丝莱特的精彩表演，完美重现了小说《朗读者》试图带给我们的强烈思想碰撞，让我们跟随着温丝莱特的一举一动重新思考二战时德国纳粹所犯下的罪行究竟谁来承担?如何承担?
作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故事讲述一名于1950年代的德国少年米高和一名中年女子汉娜展开一段忘年恋，但汉娜不久不告而别。米高后来成为年轻律师，再度见到汉娜时，她由于在战争后期中担任一个集中营警卫时的行为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受审的被告。在人声鼎沸的审判场，面对无数人对原集中营警卫安娜的怒斥辱骂，米高泪流满面。米高知道汉娜一直有一个她深信比她以往纳粹时代更糟的秘密，这个秘密足以推翻对她的指控。那就是，并不识字的汉娜即将承担当时下命令之人的罪。而此时，同为警卫的其他几人却一口咬定下命令之人即签字之人便是汉娜。汉娜凭借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完全能够推翻大家的指责，法官的指控。可是，汉娜并没有这样做。深知汉娜秘密的米高也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
身负纳粹之罪的集中营警卫，他们有罪吗?他们说自己无罪，理由是:我们是士兵，长官下令，我们必须执行，所以我们无罪。这样的辩护逻辑，也可以这样认为:别人让我杀人，若是人死了，那么杀人犯便是那个教唆我杀人的人，而不是我，读后感《《朗读者》读后感》。现实真的可以用如此强盗逻辑解释吗?
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机会沉冤昭雪，为何却抛之不顾?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理解。这就涉及到一个中西方文化区别的一个关键点--"罪"的理解。德国人大多信奉。不管是东正教、天主教还是美国新教，尽管具体教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对"罪"的理解。人在出生之初便有罪了，也就是"原罪"。
《朗读者》是一部非常沉重的小说，埋藏着极强的宗教意味。我在这里试图从西方宗教的角度来解释汉娜不合中国人常理的行为。在西方看来，人是有罪的，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赎罪。人对自己罪的忽视，便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远离上帝的行为。纳粹之罪，是人类之罪，是人在出生之时便带来的人性之罪。面对千夫所指，人往往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不为其他，只为苟且偷生。这便是人性的缺陷。在西方看来，因为人远离上帝太久了，人堕落了，贪婪、伪善等罪恶便显现出来。
《朗读者》中的集中营警卫中除了汉娜，所有人都忽视了罪性的自我。所有人都在逃避，只有汉娜一人敢于面对罪性的自我。
西方中对"罪"的阐述，为我们解决对纳粹罪人罪行的评判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意义。参与纳粹行动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是罪的程度应当有所区别。从士兵都长官，罪的程度应当逐步递增。而汉娜给我们的启示便是:我亦有罪。谁能像汉娜一样面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时坦然接受呢?
汉娜的罪毫无疑问是一种个体的罪，但在接受审判的语境中，她的罪已经成为了整个纳粹的所犯罪行的象征物，她所承受的是整体纳粹的审判。其次，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体制中的一份子，无疑在接受审判时已经被先验地定罪了，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过场。也许在审判的过程中，公众通过这种治罪的形式可以转移或者转嫁出去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假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逃避者的行列，美丽的伊甸园还会开满智慧之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