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观后感(2)

人的命运就从一开始锁死在这样的枷锁里，他们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实在的权利，只有通过灯笼的高高挂起来稍微解脱下。这种深沉的斗争便彻底的将人束缚住了。丫鬟的命运是苦的，做着当太太的美梦，偷偷的在自己的屋子里挂着灯笼，很不幸，她却成了一枚棋子，被陈府老爷肆意的摆布，被二太太充当了一颗棋子，最后的命运却活活的冻死在院子里。这一切的悲伤，终归于这个院子里束缚的封建枷锁，使得人性显得如此悲哀，如此无力，这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牢牢的锁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悲惨的命运。

导演也是用独特的视觉效果将这种无力的命运表现的完美，镜头中，院子的格局，一层围着一层，将人物套在环境中，也正是想表达这种感觉吧，将冷暖色彩的突出也灵活性的表现人物的命运，时而冷的院子里，从画面透出一股悲伤之情。

故事活像一个社会，用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被束缚掉，即使现在，我们看这部影片，不难看出社会中的一些弊端，人与人之间更多了些是利益，却少了可贵的真与诚，当我们看到眼下这个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被道德绑架时，我们却不敢说出来，只是默默的随波逐流，当我们眼下这个社会看到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时，我们却不敢去扶，只是默默的当一个看客，当眼下这个社会听到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时，扪心想想，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这何尝不是影片最后的那一幕可笑可悲的画面。

是如此，让人与人产生了陌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友谊长存。也是如此，也是因为这种权贵，人们努力的向往，最后却得不尝失。我们对于人物是既可悲又可叹，只能刻意的去思考着。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观后感4

希区柯克用颜色来讲故事，而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主要两个颜色-灰与红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在电影里的颜色分色光与色素。色光主要是通过滤色片给整个镜头，或镜头的某一局部加上一层颜色，另外一种颜色我们叫色素，就是被摄体本身的物质对光的接受所带来的颜色。

马摩里安的彩色影片《荣誉场》(BECKYSHARP)里英国威灵顿将军举行的宴会就是有意识地利用色素来造成效果的。这部影片是最早用染印法拍摄的影片，即当时号称的七彩影片。导演给参加宴会的女宾规定了几种服装的颜色，红、黄、蓝、绿、白。当威灵顿接到拿破仑又卷土重来的消息后，他要求所有的女宾退场，只留下他的军官。那时的英军的服装是红色的。当女宾退场时是按颜色退的，最后当女宾的所有的颜色都退光的时候，大厅里就剩下一片红。安东尼奥尼甚至喜欢用人为的方法把他的环境变成某种颜色的。在《放大》(BLOWUP)就十分明显。张艺谋的这部影片选择了山西财主的一个大院，叫乔家大院。由于那里的砖瓦都是青砖青瓦。所以这个大院全是青灰色的。这么好几进的，盖得方方正正的大院只有一个出口。

这就是影片中的人物生活的环境。不注意看，还以为是黑白片呢。在这灰色的环境中出现一点红。你有什么感觉。我不强加于你们。你把该片的整个故事和这两种颜色结合起来，你有什么感觉呢。那些不懂视听语言的电影专家们在《大红灯笼》出来以后，又唱起“形式大于内容”的老调来了。他们居然会把色彩，取景和机位的特点当成是形式。又是把形式和内容分了家。他们不是都懂得辩证法吗?且不谈系统，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也说，形式是实质。

我觉得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的色素用得非常好，再加上他那准确的机位，把他的中心思想全都体现出来了。至于中心思想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必求统一。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观后感5

一直以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和它的名字一样喜庆，没曾想却是部压抑的悲剧，这片名也是电影露骨的尖锐。

片子整齐排列的，是显露而凌厉的传统中国元素，是府上所有人口中毫不松动的“规矩”，尤其是点灯的仪式。老爷要去哪院，就当着众太太的面将灯笼摆到那院当前，然后捶脚，点灯，那院的太太还能点菜，连下人都会因此惧怕你三分。所有这些仪式，象征并且强化着游戏规则里的特权，经过这些仪式的操演，人性在争夺特权中畸化。

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捶脚。当颂莲听着那院，闭着眼睛想象捶在自己的脚上，脸上甚至露出享受的表情，直白说来就是“意淫”。当时朋友倒吸一口冷气，说“就像得了毒瘾”。这是个很精准的比喻。仪式，尤其是仪式带来的特权，使得初来乍到而傲气十足的“洋学生”逐渐沉湎其中，短暂的虚荣性的满足让她上瘾，而卓云的欲望更是在仪式的催化下不断地膨胀，仪式成了她人生的需求。甚至于雁儿，在府中最没有地位的丫环，也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里点灯，并且为灯笼被烧而执拗致死。仪式的象征意义已经包裹了她心中的生命意义，因此她宁愿掏空了生命，饥渴但绝望地维护着这些仪式，几近于一种狂热。

虽然影片表现的大部分就是女人在四合院中撕破脸皮的地位争夺，且不论影片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跟其他四十集连续剧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那张看不清的老爷的脸。这样的处理手法使得“老爷”的符号象征意义得到极度的强化——所有女人的争斗都被紧紧地包裹在这张脸中。太太争斗，而真正制定游戏规则的则是背后不露面的老爷。

“老爷”很“和善”，争风吃醋的事他总不计较。三太太大半夜闹着差人来叫老爷，大清早唱戏，二太太包着耳朵哭诉说颂莲差点剪断她的耳朵要了她的命，而老爷都只是笑笑，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处理”。“老爷”也很凶残，不喜欢女人给他摆脸色，随意地烧掉颂莲的笛子，封灯甚至运用“家规”吊死不忠的女人。

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巩固了规则制定者泾渭分明的“底线”，你们怎么厮杀是你们的事，但任何越界的反抗绝不允许。像《楚门的世界》演播室的老大，有着庞大而绝对的权威，服从和敬畏才能换来温情脉脉。

看不清的脸象征着物化的人格，加上那些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的吹灯灭灯、四合院、死人屋等各种传统元素，组合成一个禁锢而压抑的空间。有了刚性的无法逃脱的空间，时间则显得越发漫长而耗费人性，“像一只猫、狗，一只鸟，甚至像一个鬼，但是就是不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