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十篇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逝于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战士。原籍浙江绍兴。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十篇，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1
四十年代的中国，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连高等法院的教授也难以维生。贫病交加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一家老少只是以稀粥糊口，食不饱腹。当局为缓和教授们的不满，给他们发了“面粉配给证”，凭证可购买美国援助的平价面粉。
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沪总领事卡德宝大放厥词，攻击中国人民不识好歹，恩将仇报。据此，张奚若、吴等著名学者，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草了《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反击美国政府的诬蔑与侮辱。声明最后说：“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六月十八日，吴先生拿了声明书来了朱自清家中征求签名。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劳累，朱自清正胃病严重复发卧床不起，此时的朱自清先生，已经重病缠身而且无钱医治，吴先生对朱自清说：“朱先生家老少九口，日子过得特别艰难，若在声明上签字，经济损失都比别的教授都大。但我还是来了，是为尊重你的意见，总之是不要勉强。”
“我的秉性，吴先生是知道的。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活活饿死，傲骨可嘉，足可为人师表。故我宁可饿死，也不要带有侮辱性施舍的美援面粉。”朱自清说罢，支撑着坐起来，毫不迟疑地拿起笔，在声明上工工整整写了“朱自清”三个字。
当天晚上，朱自清在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六月二十一日，朱自清嘱夫人陈竹隐退还了“面粉配给证”。次日他瞥见书架上存有几张当月的面粉票，马上对妻子说：“快去退了，还有小半袋面粉一并带走，干净彻底。”
8月上旬，朱自清先生病情恶化，入院治疗无效，不幸于12日逝世，延至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因药石罔效不治逝世，终年仅50岁。弥留之际曾张合嘴巴似有话说。夫人陈竹隐俯下身去，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有一件事务必牢记，我是在拒绝美援的文件上签了字的，今后无论如何困难，都不能再要配给的美援面粉。”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这让我们看出了他热爱民族的伟大精神!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2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朱自清对教学十分认真，他对学生作业格式有具体规定：作业本第一页要空下来，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查阅。
朱自清治学上认真严肃，从不滥竽充数。1934年应郑振铎邀请，一个晚上赶写了一篇《论逼真与如画》，其材料依据《佩文韵府》，因来不及检查原书，就在文章后面写明是“抄《佩文韵府》”。
朱自清写作时，喜以笔尖沾纸，速度不快，往往要细心斟酌后才写下，所以写下后无需多加删减，即成佳作。在清华大学时，他每天只能写500字;而李长之有一天曾写过15000字的论文，还外加两篇杂文。
朱自清、浦江清等相约在每周三下午2至5时，在清华园中文系会议室，把《历代诗话》和《历代诗话续编》分人剪贴，另设总论及杂类，均按罗马字母排列，半年后完成剪贴《诗话大系稿本》。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曾提及蝉，有人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请教昆虫学家后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推论。例如有些蝉子夜
晚不叫，推论到所有的蝉夜晚不叫。”
1921年除夕，叶圣陶与朱自清促膝长谈，点起两支白蜡烛。朱自清即写了只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1923年8月俞平伯写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年10月朱自清也以同名写了一篇。原来是两人同去的，各写所见，倒为后人留下散文游记两篇，可以一比异同。
朱自清晚年在书案的玻璃板下压有纸条，上书：“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朱自清逝世，许德珩写挽联：“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存留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3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于北平逝世。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等处教书。
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1930年，他代理清华国文系主任。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文学系。
1937年，随西南联合入学南行。1946年回到清华。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今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狼埃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4
她不是他的结发妻子，却为他养大了他与前妻留下的六个子女;他们经媒妁之言相识，却谱写了一曲浪漫清新如荷塘清风的爱之恋曲;他的一生，因为与她的相识，事业进步，家庭美满。然而天妒良才，那个昏暗错乱的年代还是早早夺走了他才华横溢的生命也夺走了那一段幸福美满的姻缘。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宁愿忍受着饥肠辘辘的折磨，也要家人拒绝食用美国援助的面粉。与他在宣言上签名时隔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的并发症，竟结束了他才华横溢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刚刚五十岁，她才四十五岁。
他去世，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九个子女孤独地走过四十二年，把他们的子女一一培养成人。四十二年后，她安祥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七十五封书信，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七十五封信，其中七十一封是他恋爱期间写给她的，另外四封为婚后所写。满纸满篇爱的絮语，纸张已泛黄，却连信封都保存完好。
七十五封爱的书信，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爱情表白，一个女人孤独又沉默地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爱情书简，无意中被子女们发现，也在无意中向世人洞开了文学大师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往事。
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日子正是一片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已因病去世一年多，给他留下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大的长子不过才十岁，最小的小女年仅三岁多一点。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工作养家糊口，要当爹当妈照顾身边的六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再续妻室，却每每都被朱自清拒绝。他无法放下对亡妻的一份思念。虽然是一桩包办婚姻，虽然那个女子只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家庭主妇，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也足让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他们诓他说去一家酒楼会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着前往。不知那天的朱自清是否为那次会面做过特别的修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分打折，陈竹隐早在来见朱自清之前，已为他的才华折服。她决意与他交往下去。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发，落落大方的谈吐，与逝去的前妻不同，年轻的陈竹隐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这个比朱自清小了五岁的女子，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陈竹隐爱好广泛，紧张的学习之余，她学国画，学昆曲，在这两方面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有少女的羞涩，又有女儿般的顽痴。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三十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然没有上海街头电影院的奢华，却也是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相约一起去吃饭，看电影，他们开始了频频的约会，也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深入，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由最初的“女士”到“亲爱的宝妹”再到“隐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慢慢绽放在朗朗的青空下。
深秋的香山，漫山红叶，烧红了半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红叶树下。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她随口吟诵，他立即接上：“枫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林中看不见，闻诗始觉有人来。”抬起头，二人的眼眸轻轻相遇，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脸就羞红了。彼时，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能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份烟火日子里常新常青下去?面对他越来越炽热的表白，她还是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可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却是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讲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又轻轻的疼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爱了他的六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为了支持朱自清安心事业，也为了家里那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婚后的陈竹隐，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陈竹隐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去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个人挑起了那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遥遥的距离，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他爱的妻儿在等着他。
从相恋到结婚，从结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一起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短暂岁月，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又绵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让人羡慕慨叹。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昨天的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5
根据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
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上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
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校方的压力，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6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x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