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读后感600字5篇(2)

比如提到钱锺书，世人只知他的书生意气。作为钱锺书的另一半，杨绛比谁都了解他。她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为他整理书稿、做饭煮菜、生儿育女，甘当默默无闻的“灶下婢”。她打趣丈夫与生俱来的呆气，但也知道他绝非不知人间为何物的“蠹鱼”，不仅不受制于书本，还是驾驭书籍的主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这样看来，杨绛不愧是钱锺书一生当之无愧的知音了。

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鹤见佑辅曾说，泪和笑原本只隔着一层纸。这句话放在杨绛身上大约是恰当的。104年的人生不是一个小数字。杨绛曾经亲历并见证了民国时代的混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其后在--中度过了艰难的十年。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她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上。人生百年，世事如斯。如今的杨绛看尽人情冷暖、世事变迁，却不取繁华，只执拗地与平淡为伴。想来，岁月留给她的，已经远远不是光阴的叠加，而是超越庸常的大智慧了。

杨绛传读后感600字5

罗银胜所著的《杨绛传》拿在我手里的时候，看了一下版权页，应该是第三版。在书的后记中，同名书初版出版于2005年，二版出于2011年，四年之后2015年再作增补，以现在的面目问世。

书的增补内容，相对来说，则是把事关传主新发生的事件，以新闻体的方式，罗列在书的末尾，这得这本书能够与日俱进，跟上传主的新走过的事迹步伐，不断完善、完整。

这是一本好写的传记。好写的原因，是传主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自传式的资料，只要把传主的原生态材料的叙事口吻改换一下，便可以成为传记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记作者的叙述口吻，有时被传主的文笔带过去了，多了几分传主含讥带讽的瘦金体的文风，而在其它的叙事部分，由于是作者的中性语言，又显得中规中矩，没有多少文体花样的卖弄，特别是最后的涉及到传主近来时事的部分，更显得是一种能够让人一目十行的新闻体语言。整个传记的文风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不一样，反映出因为传主丰富的资料自我披露，让作者沿袭起来十分不费功夫。

但是，这也是一本难写的传记。为什么难写?

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关注杨绛?

书中写的明白，杨绛与钱钟书之间有一个名目的转换。四十年代的时候，钱钟书被称为“杨绛的丈夫”，而现在，杨绛却是铁板上钉钉的以“钱钟书的夫人”得以名传。

杨绛真正靠什么确立自己的文化界的地位。我想，说她是依傍着钱钟书这棵巍然屹立的大树，应该不为过吧。说她是译者，《堂吉诃德》说到底也只是一本故事，现代小说有哪一部受它影响?杨绛的译文影响力，能赶得上《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吗?正是金人的这个译本，催生了莫言的语言风格、用词习惯与意象原型。说她是作家吧，一部《洗澡》让我们看到的是语言的拙劣，结构的无序，人物刻划的简单，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杨绛似乎还想模仿一下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的风格，颇多刻薄的语句模式，但小说写到后来，毕竟杨绛是一个女性，可能无法做到钱钟书那样绝决的尖刻，再也看不到开篇的钱钟书的讽刺性的造作用语了。

比如“姚謇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刻中风瘫痪了。”

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是含着一种幽默的用意的。但是，这完全是拿别人的不幸来恶搞，“立刻”一词，给人的感觉好像人物的主观意图是想瘫痪，以配合丈夫，达到“夫唱妇随”目的。这种幽默，与赵本山拿残疾人来搞笑的低级趣味有何不同?

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杨绛一直以张扬、维护、揭秘钱钟书来求得她的号召力的。《我们仨》里的核心人物是钱钟书，“拍卖风波”涉及到钱钟书的书信，“钱钟书的手稿集”也在杨绛的整理下得以陆续出版，可以说，杨绛不断地走入人们的视野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钱钟书热度不减的好奇窥望。

钱钟书那句著名的关于鸡蛋的话，人所共知：“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读。其实钱钟书深知人的好奇心，吃到好东西，一定要查查那个来源，他自己在研究中，就一直在做的就是发现了一颗鸡蛋，然后追根溯源去访察那个鸡，这才是钱钟书的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但现在钱钟书可以称得上用“矫情虚饰”四个字来形容，他一直在努力地打造自己的鸡蛋，但是，又吊着众人的胃口，故意藏掖着自己，让自己当一个隐身的母鸡，时而放出一点鸡毛，挠痒痒般地来撩拨众人的口味，于是好奇者纷至沓来，踏破门槛，这时候，只有关紧门扉，才能保持公众的关心度，于是，这只母鸡就变成了“金鸡”，一直到今天，这个“金鸡”还是成色不减。如果当时宰了，把“母鸡”全部展示给各位客官看了，那就是吃一口就完事的“心灵鸡汤”，大家看一看现在书店里层出不穷的所谓“鸡汤书”，有几本维持二、三年的关注度的?“鸡汤书”的速朽速腐的原因，是因为它杀了鸡，兜出了所有的底，不留一点神秘，所以，也激发不起人们的好奇。像于丹的“鸡汤”谈话，听起来还不错，现在还有几个追在后面刨根问底、打破沙锅的?

我当年对钱钟书这只“母鸡”就十分好奇，曾经买过一本孔庆茂所著的《钱钟书传》，读过之后，大呼上当，因为这本书里，根本没有任何的谜底揭开，连钱钟书的基本履历，都没有明晰的介绍，还没有《杨绛传》里表述得清晰细致。

钱钟书有几个之谜，这个谜底可能是很多人仍然追着杨绛不放的原因。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钱钟书怎样做到出世与入世的合一的。钱钟书的价值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管锥篇”里的文论，一部分是《围城》里的人生百态。任何一个作家，做到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并不是难事，但能像钱钟书那样，能在“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两个空间里都能做到炉火纯青，就只能叹为观止了。我想，钱钟书的学术固然令人惊叹，但是《围城》里对人物感情的把握才真正无可超越。特别是，小说里在描写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的矛盾如何围绕着“一地鸡毛”的小事而逐步升级时，可谓绘声绘色，开拓了一个中国文学里从未见过的“两伊战争”的经典模板，而这种矛盾的不断螺旋式上升终至不愈，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分裂的家庭中来。这也是这本小说被现代青年当成镜子常照常新的原因。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者，它的文论地位，可以有争议，但他的小说的深刻程度却是不可撼动的。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李泽厚说钱钟书在网络时代地位下降，因为钱钟书的学术成果，可以通过“搜索”来完成了，其实，隐隐地感到李泽厚在嫉妒钱钟书，其实钱钟书《管锥篇》里的文本风格看似是同类现象的累积，但是在字里行间钱钟书更具价值的是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规律，这种规律的揭橥是“搜索”功能难以完成的。应该说《围城》固定了钱钟书的地位，让人无从置喙，而《管锥篇》等学术论著则延伸了钱钟书的深邃，让人一旦涉入其中，便无从撤退，两个看似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出世与入世的钱钟书，让他如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能够吸取你的全部的身心。这样，关于钱钟书这个“母鸡”的幕后魅力，如果要继续探讨的话，只有仰杨绛的鼻息，靠她施舍一点口风，以苟延残喘了。这就是杨绛为什么会越来越红的原因。

通读《杨绛传》，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有几点：一是钱钟书、杨绛在解放前选择留在了国内。杨绛回答原因时说：“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我们不妨与张爱玲相比较一下，张爱玲先到香港，后到美国，但是晚境凄凉，无论是文学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难以有更大的建树。关键的原因是她缺乏有一个中国的文化背景，无法实地感受到的中国的现实走向与进程，她的文学事业必然是萎缩的。钱钟书、杨绛选择在国内，即使从学术这个层面，也是明智之举。离开现实的土壤，来研究中国的学术，只能隔靴搔痒。二是杨绛在失去“我们仨”中的两个后的坚强。杨绛对此说道：“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一个女人的内心强大，哪怕愿意背负失去亲人的痛苦，并以这样的方式表白出来，让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涌上敬佩之情。三是杨绛对钱钟书形象的维护。书中并没有过多地纠结于钱钟书、杨绛的争论性看法，对一些负面争议，出于为“显者讳”的考虑，作了回避与掩饰。但是，作为一部信史，书的作者还是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努力提供一种让人信服的解读。比如书中提到，杨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打一场禁止钱钟书书信拍卖的官司，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书中写到：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使‘一束矛盾’的钱钟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钟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譬如，钱钟书的世故、客套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

此语也似乎是书中唯一对钱钟书表示不恭的论断。这本传记是经过杨绛审阅过的，作者能够这样道出实事求是的论述，显示出作者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信史”传统的优良品质。而正是在这里，背后隐藏着一个钱钟书至今仍然让人难辨真相的人性问题，他能在《围城》中把各色人等用如此刻薄的语言揭示出猥琐的真相，那么，这个制造出黑暗内心的“母鸡”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也算是钱钟书之谜的一部分吧。而杨绛在日后的所作所为，正如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努力擦洗与遮掩钱钟书这只“金鸡”的可能存在的斑点，实际上，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它的不足与斑痕，恰恰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是使他还神于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钟书的书信早一日还是迟一天公诸于市，并不影响钱钟书的声望与伟岸，反而使他更多几分凡夫俗子才具有的亲和力。特别是对于钱钟书，他的价值，不是因为他即使是道德楷模也会让质疑的完人身份，而是他的思想与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绛的更为全面的传记，还留有巨大的空白与空间，有待更多的资料披揭出来之后才能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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