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观后感悟(2)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并向世界宣布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
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金融部门就迅速公布了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
两个月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关于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聚焦实施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新政策等6个方面推出25条措施，为承接国家金融服务业开放重大举措落地提供支持和保障。
从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开业，到首批新设立的外资再保险机构开业，新一轮金融业扩大开放以来，浦东已落地20余个外资金融项目。
“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浦东的发展，贯穿始终的是以扩大开放添活力。
30年来，浦东累计吸引实到外资1029.5亿美元，集聚170个国家地区的3.62万家外资企业、35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球500强企业中346家在浦东有投资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先行先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更是引人瞩目。
首个“高光时刻”当数2013年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的落地。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
人们注意到这一轮开放的新特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探索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
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从“证照分离”到“一业一证”，328项制度创新成果从浦东复制推广至全国。
2019年8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更大胆地闯、更大胆地试、更自主地改，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开放与改革本就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浦东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
在浦东，盒马鲜生领取首张“准生证”的故事，流传甚广。
这个集超市、外卖、物流、餐饮为一体的业态“新物种”，给政府发证和监管出了难题。浦东不问“能不能”，只问“该不该”，率先颁发“零售 餐饮”一体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接着又把互联网功能业态加入食品经营许可证。如今，盒马“新物种”早已走出浦东，全国门店达220家。“一项改革催生了一种新业态。”盒马(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沈丽说。
在浦东，迭代升级的证照审批速度，引人注目。
去年创造“特斯拉速度”：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只用了半年时间，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
今年又创造“山姆速度”：落户外高桥保税区的山姆中国会员旗舰店，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76天。
对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浦东探索地票、房票、水票、林票、绿票“五票”统筹机制，解决“五票”因分散掌握、常有“配置难、配置不及时、配置不到位”的难题，将市、区重大工程储备周期由原来730天以上缩短至295天以内。
在浦东，听到最多的就是：“浦东发展传奇，靠的就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深刻昭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内核
党的领导贯穿始终，“人民至上”贯穿始终
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这里见证了浦东“起航”——30年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就在这栋不起眼的白色小楼里挂牌成立。
馆内，一份特殊文件的复制品，引得不少游客驻足。那是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正式批复。
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项跨时代的国家战略。浦东开发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为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前进方向。
30年来，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成为激励浦东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是浦东身上鲜明的特质，浦东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个第一就是例证。
“浦东过去的成功，充分折射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所具有的世界价值。未来浦东的窗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发展有多快，也不在于总量规模有多大，而是要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
“今天我们回顾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愈发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愈发体会到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的英明伟大。”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说。
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开发开放30年，浦东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同样给人深刻印象。
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高楼，被誉为“上海之巅”。一江之隔，就是党的一大会址。这座寸土寸金的摩天大楼，在22层专门辟出一块588平方米的区域，打造楼宇党建阵地——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大厦内10多个“两新组织”党组织、800多名党员，在此开展组织生活。
陆家嘴金融城，285幢商务楼宇中，聚集了大量“高智商、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四高青年”群体，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就有近万名。通过探索“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的楼宇党建工作，党组织在“两新组织”和青年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今年新发展的党员里，既有金融企业的总经理，又有外企的首席人力官，还有民营企业的骨干人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书记袁冶锋说。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浦东开发开放不变的‘内核’。”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开发开放30年，浦东始终牢记改革开放初心，坚持守正创新，“人民”二字贯穿始终。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说：“浦东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财力有一分增长，民生有一分改善’，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全力打造我国超大城市的治理样板。”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世博片区后滩地块，本是商业用途的临江地块变身“城市绿肺”。占地188公顷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倚江揽翠，又将成为浦东新景。
在浦东滨江，过去灰扑扑的“工业锈带”亮了，老码头、旧仓库纷纷变身创意空间，不同颜色区分出骑行道、跑步道、步行道、绿化带。
在浦东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智联感知的“城市大脑”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不仅24小时守护城市平安，更为浦东人民带来绣花般精细的智慧管理。
……
勇担新使命，浦东再出发。
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感悟5
在浦东三十年的发展中，有哪些深层次力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城市景观的剧变?
10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赵启正在主题演讲上表示：“不仅要看GDP、房屋面积、照片等数据、形态展示的硬成果，更要重视思想深处的软成果，即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面对困难的思路、方法、体验。”这个主旨，贯穿了他整场演讲。
浦东“硬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30年来浦东高度不断突破 视频来源：澎湃美数课
30年来，那些很难被量化的思路、方法、经验，在今天，为浦东发展以及每个在浦东生活的普通人，带来了什么肉眼可见、可亲身感知的影响?那些“软成果”所铸成的无形地基，怎样改变了浦东?
功能规划先行，给高楼大厦打下无形地基
一个新兴城区的建设必须集中各方智慧，作好长远规划。所以浦东开发一开始就提出要“规划领先”，不能换一任书记、市长、主任，规划就变一变，这要有一个程序限定……我们所谓的规划领先，还一定要“功能规划在前、形态规划在后”。
—— 赵启正《浦东30年|赵启正：浦东开发初期，我为何拒绝这几类企业来设厂投资?》
开发浦东的最初构想，可以追溯到1984年。
公开资料里，从1984年到1991年，并不能找到任何浦东土地规划的具体图纸。
据原浦东开发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安德所述，浦东前期规划过程中，总纲性、政策性的研究工作做了很多，对新区的定位以及上层建筑设计成为了“重头戏”。
1992年，《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及其规划图经国务院批准问世，并确定了五个地区的“功能规划”。
站在2020年回看1992年的规划，今天浦东实际的城区建设面积，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蓝图规划区域。如今超出预期的发展，正是基于当时超前的功能规划发展而来的。
赵启正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浦东功能规划的要点，是它能进行国际经济的全面沟通。当初设计的功能区，功能是彼此互补的，最后要按中央所要求的那样发展服务。从这样的高度来规划的好处是，它不会陷入“摊大饼”式发展的无奈。
30年过去，陆家嘴已经发展成为了上海的象征之一，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金融核心区域之一。
但也有一些功能分区进行了调整，如当年规划为出口加工区的金桥，发展成为了现今上海乃至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
在“功能规划”之外，1992年的规划也在其他方面超前畅想了2020年的浦东。只不过，科技发展的飞速步伐，最终超越了当时的想象力。
比如当年给出的浦东新区“信息港”建设的一个指标是，“新区电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每百人38.52部至2020年达每百人56.25部”;谁能想到到了2020年，智能手机已接近人手一部，用“电话普及率”来衡量信息科技的发展，已经过时了。
全球化思维，给产业发展打下无形地基
虽然1990年“全球化”这个概念并不盛行，但我们觉得是这个趋势，因此我们说，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我们不能只吃黄浦江的鱼，还要吃太平洋的鱼。
—— 赵启正《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浦东开发的“软成果”》演讲
浦东开发规划之初，就确定了“全球化”的战略。
持续吸取全世界资金和技术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外资引进的增量。
1990年至2018年，浦东单一个区的外资引进合同额度，有16个年度超过上海全市的三分之一，尤其在2015年，其占比达到了74.7%之高。
根据河南大学教授李小建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1998年5月底，浦东引进的外商合同投资金额增长了96倍(同期全国增长只有10倍)。当时世界排名前500位的跨国公司，有71家在浦东投资了210多个项目。
这些跨国公司为开发之初的浦东带来了什么?
李小建认为，除了经济增长外，跨国公司登陆浦东带来最大的好处，
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990年，浦东第二产业的GDP占新区的76%，第三产业仅占20%，而到了1997年，由于第三产业吸收外资比重大，浦东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37.8%。
而在对外贸易上，由于跨国公司把浦东置身了生产国际化与国际劳动分工之中，1993年-1996年，浦东的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递增48.97%，出口总额平均每年递增53.87%。
跨国公司不但在当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也通过产业链将技术发散开来。在1997年10月李小建对浦东67家跨国企业的调查中，55%的企业完成了不同程度的国产化，12家完成了产品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进而拉动了这些外资企业的国内零件供应厂商的技术水平。
20多年过去，天眼查数据显示，如今在浦东注册的外资公司已经达到5368家，
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公司，在浦东已经深耕了15年以上。
针对浦东，哪些研究结果打下了“思想地基”?
我曾对费孝通先生说，浦东高速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呼唤社会学。他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请他开一个课题“浦东开发中的农民问题”，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后来回忆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这句话感动了他。
—— 赵启正《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赵启正在演讲中曾提及，1995年，费孝通来浦东考察时，他曾提出“浦东呼唤社会学”，希望费孝通以社会学视角的学术力量支持浦东发展。时过境迁，30年来，社科领域研究浦东最富代表性的结果有哪些?或许我们可以从获得社科基金项目的论文里，看到一些结论。
在中国知网上，标题中含有“浦东”的论文有1.34万篇。那么学者是如何关注浦东的开发开放的?
在社科领域，除了对经济、金融的关注，公共政策的研究是重点，“政府职能转变”、“镇管社区”、“综合配套改革”等词汇的高频出现呼应了浦东开发“规划先行”的设计;而“农村流动人口”、“农民市民化”、“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外籍人员”、“高层次人才”等与人群相关的词汇，则将城市发展与人口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了这场自上而下改革落地的一面。
而在自然科学领域，涉及建筑设计、航空航天等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这与浦东新区基础设施的飞速建设和城市景观的剧变紧密相关;从关键词中，也可以看到对“人”与“居住质量”的关注，比如“妇幼卫生”、“生命质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污染场地”。
这些学术研究除了关照现实并对其提供指导外，随着浦东规划的落实与超前发展，也可以作为“浦东模式”的理论成果，在更远的未来发挥作用。
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观后感悟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