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所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经典之作，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五篇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1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解决中国之问题，必先认识中国之问题，认识中国之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梁先生的这本书写于1942年到1949年，其社会背景自不必多言，梁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中国最迫切的、最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变化，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始终没有完成，西方理念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在种种社会问题的背后若隐若现，西方文化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人在看自己文化的时候往往看不真切、看不全面。而解决中国社会现在的许多问题仍然要走梁先生指出的那条路，先了解老中国，毕竟几千年的文明对人们的心理、习惯等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在两三百年间能被彻底改变的。
梁漱溟先生有一句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就是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这本书的写作思路是这样的：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一一寻求而罗列起来;然后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其由来，前后左右推阐印证，进而解释其它特点，若最后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唯一之总特征，则中国文化要义可以在握;研究中，将以民族品行的优点及缺点，为参考佐证的资料。
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 广土众民
二、 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 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 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五、 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 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 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 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 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 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 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 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十三、 “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 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梁先生说：再去寻取一些特征，还可以有，但我们姑止于此了。
梁先生选择第七个特征，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先生指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
以特重，并不能由“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换言之，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黄文山先生、吴景超先生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认为这样的情景都是有的，即：一、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内，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而在其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何变动;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却找到想通的制度及思想。再，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 米勒利尔在《社会进化史》中说：文化的原动力，显然在人的自身。 梁先生还指出， 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也可以说有恒进步的趋势，但是，即使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而人类文化更是时时可有创新，时时可以变更，尤其是其彼此间之教化传习莫之能御，因此不能以阶梯观或恒进化观来分析一地一民族之文化。
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个问题，梁先生从中西社会构造的对照来看。从这一处着眼，梁先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相去不远，而西方以宗教若基_教者作中心以后，便开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以基_教为例，它能开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的精神大约有三点：第一，神绝对统一;第二，兼爱同仁，以上帝为父，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第三，超脱世俗，关注彼岸。然而，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出来，造成西方人之集团生活的，是事实不是理想。不过这些事实，却特别与基_教所引起的血的斗争有关。西方中古时期，政教合一，使当时的统治既资借于宗教，而宗教本身又复政治化，其结果又两点：一是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二是使得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转强，西方自有基_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西方的集团生活在日用常行之间的表现是农业上的大地产和庄园制度，工商业上的行会(Guild)。总而言之，中古的西方人已经过着集团的生活。在这样的集团生活的训练和磨砺下，西方近代进步思想萌芽，具体述说如下：第一，政教部分的集团兼统制人心和人身，使人诚无所遁逃这种统制国强的集团生活，为后来引起反动之本，异常重要;第二，虽然事实上政教不分，但是据基_教关注彼岸、超脱世俗来说，它有虽垂诫于人的义务的责任，但愿望是不管人间一切权利之事，权利之事，由法律去规定，罗马法典也就诞生于此背景之下;第三，随着工商业及城市的复兴，工商业人组成行会和城市自治体这样的集体组织来为自己争取权利，西方人的政治能力(组织国家的能力)都在这里得到了培养。西方长时间的团体生活也使西方人学得了团体生活之本：第一，于此认识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第二，于此公认团体中个个人都是同等的。梁先生认为，第二点尤其重要，中国人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
对比西方社会构造，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条件：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于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约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而中国恰恰三条件都不具备：第一，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各种神明，不分彼此，不加区别，更无组织可言;第二，中国国家组织大成问题，如特征中第十一项，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第三，中国地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而职业团体方面，也松散不成团体。梁先生指出：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不同，只是相当的，不是绝对的。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
梁先生说，缺乏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两面，而非两事。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集体这两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总而言之，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经济上，这一点表现为夫妇、父子情同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近支亲族之间，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相互负责，有不然者，群皆目以为不义。在政治上，这一点表现为：社会构造上，视一国如一大家庭，纳于伦理关系中;且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父父子子、以孝治天下，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在宗教问题上，这一点表现为：中国人将个人融于家庭，家庭分享个人情感，个人为了家庭而努力，伦理行了宗教慰安勖勉人生的作用。
梁先生认为，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西方继希腊罗马古代之后而有文化发展，是以基_教作中心，中国古代之后却是以周孔教化作中心。所以树立其文化之一统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后先后同化不为碍。在中国，这就是周孔教化。周孔教化并非宗教，两者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周孔教化教人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而宗教的依赖却借助于外力，不相信宗教中对象的所有善美纯洁都出自人自身具有之德。中国以道德代宗教，道德相对于宗教是多转了一个弯，是更透彻的一步，而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早熟，也正在于此。以道德代宗教除了理性这一点，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礼”。礼的要义在于清明安和，而作用在于涵养理性。中国人习惯于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而期望个人之自觉自勉，因而法律自不会发达，所谓法律，只不过是刑律。中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以礼俗代宗教。
既然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最终落脚于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具体是指什么呢?梁先生认为理性始于思想和说话，欲认理性何在，只观察他人或反省自身自家即可。当其心平气和、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如，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义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进而梁先生区分了理智与理性。理智之时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唯独人类完成了理智之路：人类从本能生活中之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隔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是减弱身体感官之对于具体事务的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借累次经验，化具体事务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以为生活的大概。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不止于盘旋于生活问题，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从这里不期开出了无所私的情感——这便是理性。简言之，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中国人所谓的“读书明理”是明情理，而不是物理。物理，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相关于智能问题;情理，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相关于品性问题。西方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古人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清明安和，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故孔子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而是神，不是君子，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做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
梁先生认为伦理本位只说了中国社会结构之一面，还有其另一面，就是中国不像西方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从宽泛说，人间贵贱贫富万般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但阶级之为阶级，要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求之。而旧日中国不能说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表现为：一、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与英国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百分之四为雇主者很是不同;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三、政治上，机会是开放的。
由于中国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因此中国并不像一国家，具体表现为：一、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政治上消极无为;二、缺乏国际对抗性，疏于国防、户籍管理、重文轻武;三、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在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中国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是理性早启。而西方以其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国家，就资借于其阶级，而政治得以进步。
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的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要人向内用力，以修身为
本，主张个人各安其位，社会即可运行无碍。社会矛盾(剥削及统治)，旧日中国所不能无，但它化整为零，以情代势，颇得分解缓和;其秩序，虽最后亦不能无借于国家法律，但它融国家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所以维持之者，固在其个人其社会之自力，而非强制之功。这也是中国文化为无兵文化的原因。道德、礼俗、教化，是辗转循环互为影响，三者无一定先后之序，而有贯乎其中者，则理性是已。而中国的士人就担任了教化的职责，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
既然中国人理性早启，而二千多年来以道德礼俗治社会，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社会了呢?不是。中国两千年来总是循环于一治一乱，可见社会还是有问题的。中国倚重理性及礼俗以为治，而每一段时间，人心放肆不可避：君主方面，传承几代之后，则天资浸已平庸，而不知民间疾苦;民众方面，太平日久，人口增多，技术不进步，官逼民反;士人方面，承平日久，贪慕爵禄无责任之自觉。因此则乱，乱而无革命，而经济政治文化相安而无亦产业革命。而 这些都与中国社会无阶级关系甚密。可见化阶级为职业太早，并非甚好。
看古中国社会的第九个特征，即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梁先生认为，中国非无民主，只是无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尊重他人，遇事讲理，只是没有西方政治中的“大多数决议”和个人自由。在中国，根于理性而来的理念有种种，而以两大精神为中心：一则向上之心强——亦称“人生向上”;又一则想与之情厚——亦称“伦理情谊”。而自由——一个人的无形领域——之不立，实为向上精神所掩盖。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偏胜，又理性早启，处理事情往往是从理到事，因而“多数人决议”的民主制度没有形成。相对于西方的从事到理，从身转向心，看中国的从理到事，径直从心出发，可见中国文化之早熟。
中国文化早熟，从心出发，用力于人事，则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科学之用力于物之事被忽略。中国文化早熟之病，病象有五：一、幼稚，原实为一成熟文化，但由于早熟儿不免间或显露幼稚，如个人自由之不立，缺乏科学等;二、老衰，历史太久，到后来，生趣渐薄;三、不落实，相对西方之现实，多理想;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利与力地位降低;五、暧昧而不明朗——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至此，中国文化的特征都基本得到了解释，在此就第一至四特征和第十四特征的原因作一下显明。隐士与中国文化的相当关系表现有三：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力，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方人欲望本位之一中间型;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不与自然对抗。第一至四特征是由于中国基于文化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靠文化而不靠武力，有时失败于武力而终胜于文化。而中国在知识经济军事政治方面并不擅长而最终成功靠的就是理性之力。总之，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而后，梁先生又列举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表现以证前面观点。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2
读完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也让我对梁漱溟先生更加的崇敬。《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刻解析了中国的文化所包含各种要义，梁先生自言“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先生穷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两个问题：自己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先生恰逢生于中国多事之秋，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时期，他为中国问题所困恼是当。对于民族文化的分析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有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
在绪论中，他说到：“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接着，他讲了中国文化的七大特点：一、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三、中国文化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四、中国文化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伟大。五、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人口之极大数字。六、中国文化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七、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最后，梁先生还讲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这些特征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的要义之所在。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六章所说的以道德代宗教。
在第六章中，梁先生提到了“宗教是什么”，也详谈了“宗教在中国”，还提出了“周孔教化非宗教”的观点。作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中国人几乎没有宗教，而缺失的宗教就让于伦理来补充了，家庭伦理代替了宗教。家庭伦理的基础则是儒家的教化，每一个外来的宗教都被中国的文化改造同化使之符合中国家庭伦理本位制度。也就是说道德代替了宗教。由此我想到了在学校的一次课上，老师也曾提到过中国人严格来说是不信教的，而宗教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为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因此，梁先生和老师的观点不能不说有些共同之处。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提到了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代替宗教，并且使得以家庭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社会并不像西方的团体生活和个人主义下人们讲求利益，而社会也更宽松或者说是松散而和睦。但说起宗教，我的感想是：中国信教只是为了寻求现实生活的物质上满足。例如，每当求神拜佛时大多数人求的是“升官发财””多子多福“。而西方人信教和宗教信仰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安慰，他们更多的是对道德上的一种约束。也许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但却是我个人对中西方宗教信仰上的一点点看法。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受益匪浅，深有感触。梁先生穷其一生，执着的追问自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他穷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也给后来的寻找答案的人带来了许多的启发，让我们感谢并铭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先生。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3
叹为观止的理想形态概括，无法忽略和中国现实的不同。独到精辟的分类模式，不能苟同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论断方法。此书继承了甲午战争以来对于中西差别的讨论，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的系统论述。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论断中，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西方人之所长吾人之所短，是否如真如其所言，我不作评论，仅就其理想形态的论述而言，已经是卓然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