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读后感700字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白鹿原读后感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鹿原读后感1
1991年腊月二十五的下午，在白鹿原上一间祖宅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行文字后，陈忠实记录道：自己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了一种无知觉的状态。他坐在小竹凳上一动不动，究竟采取什么姿态默坐的，已经不复记忆了。这部小说成稿之后，《当代》杂志的两名编辑前来拿稿，当时陈忠实都没有实力请他们在外面吃饭，吃的是自己妻子包的饺子。他还清楚地记得馅里有刚采下的韭菜。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两名编辑在火车上就抢着读这部小说，之后略加删改后刊登在《当代》上，杂志出版的当天，陈忠实从乡下赶往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没法买到了，杂志被抢购一空，1993年6月，《白鹿原》作为小说正式出版单行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陈忠实没有为小说做过任何宣传，可是，《白鹿原》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经典的行列，最流行的称赞语是，这是一部“史诗”式的巨作。不管这个称呼是不是合适，但无疑，《白鹿原》是那个时代出现地一部巨作，对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的关中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全面的描绘，尤其精彩的是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很少出现的几类人物：以推行“乡约”为人生主旨，整个人格负荷着传统礼教色彩的族长白嘉轩;他的对手，新时代的投机者，奉行“勾践精神”的鹿子霖;还有我行我素，在原上犹如白狼一样行走的黑娃，包括他的妻子，一名依靠本能行事，美艳的田小娥。最后田小娥化为厉鬼报复欺压她的村庄的一笔，恍惚有唐人传奇的感觉。
当年吴天明就找到陈忠实，商量想拍摄电影《白鹿原》，因为各种原因，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借导演王全安之手问世，同样是历经磨折，他们选择完成电影的方式，与小说作者陈忠实有一点相通，就是借助几个典型人物塑造了几种人格类型，把这几位典型人格类型放置在中国现代史的格局中去考量。那是最轰轰烈烈的巨变年代：乡村文明面临崩溃，每一场政治变革都使得这古老的文明做出牺牲。国家权力去掌控乡村，军阀之战乱，国共合作，革命，抗战，走马灯一样不停。外加历来困扰乡村的匪患、饥荒和旱灾，这些农民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如何面对，成为小说和电影作者尽力去描绘的主题。
不同地是，电影拍摄的时间远晚于小说诞生的年代，当年小说中引起争议的一些主题，包括国共冲突，包括白鹿原上下一代子女们跟谁走的尖锐冲突，随着时间的流失，已经不再重要了。电影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重新塑造自己的作品。他们发现，《白鹿原》中最值得欷嘘喟叹地，不再是那些显赫的历史背景，而是小说作者浓墨重彩描绘出来的几种人格类型。守成的白嘉轩，投机的鹿子霖和用本能行事的游荡在荒原的魂魄，黑娃和田小娥，这些人格类型看上去如此真实，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可是还不断反复出现，仿佛就是我们身边似曾相识的熟人，朋友，这几种人格类型完全可以成为“寓言”，他们超越了时代，在巨变的百年中国里呈现出不变的样子。
正是这种不变，使小说和电影都有了不同的光彩，具备了成为巨作的可能性。我们重新考察白鹿原的小说、电影，包括真实的白鹿原，是为了让人们有走进“白鹿原”的可能性。
白鹿原读后感2
又是那水榭明珠，却已是沧海桑田，人事茫茫。又是那天岐夜狼，却已是花谢草枯，情意壤壤。又是那地锦旗昶，却已是蓓蕾黯然，伤神慨叹。秋叶磊落，我悄然踏过你我的初年。当我走进《白鹿原》时，陈忠实带给我的是我这个时代所无法体会到的情感。我喜欢忠实的温文尔雅，文字里却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坐在月下，一边吃着饭，一边细细咀嚼《白鹿原》，五指微拢，仿佛就能夹起整个民国。
其实《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他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具有“史诗”的意义。
《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时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围绕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民族秘史”，就是民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仪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家族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之本，更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
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解密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思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侵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白鹿书院以为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他的生命经历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灾济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 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了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身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一招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牺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意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党及其党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何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书?能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透出的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陈忠实对朱先生视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额“仙逝”做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祠堂，建学堂，广施教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帖，“交友”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绝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民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族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蜚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政治风向所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图。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族后背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摒弃了原来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了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