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心得
《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资料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齐，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篇读《南渡北归》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南渡北归》心得1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读完《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所谓南渡，描述抗战发生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第三部：离别，是全书最揪心也是最发人深思的一部。一代大师，七零八落，悲欢离合，一言难尽……
《南渡北归》让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历史。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只明白傅斯年、梅贻琦、陈寅恪等这些人的名字。如果不读这本书，我不明白在这些人名字的背后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厚重的历史。如果不是读这本书，我会认为用伟大来形容一个人的人格似乎太矫情。但读了《南渡北归》这本书，我明白，用伟大形容这一颗颗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珍珠，实在不够。我甚至为自我以前不清楚这段历史而深感羞愧!
掩卷长思，感触最深的是那一代人的信仰。那个年代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国外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海归与几十年后的新生代“海龟”有较大的不一样，在当年海归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的追求。心中装满的是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梦想与抱负。在他们回国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研究到地域、薪资、职称的问题。那一代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高尚品格唤醒了失落的灵魂，这让我明白了，简单而执着的人在任何逆境中都有充实的人生，而抵不住诱惑的心灵，终究没有依托。
《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中有的部分写得过分实在，怒气和怨气都跃然纸上，有点儿像中国的工笔画，重彩。相比之下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更像是中国的水墨画，写意，叫读者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去体会平淡中的惨痛。
也许是家庭与年龄的原因，我读《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更加有感触，也更想走近那个时代了解那段历史。
家父郭可信1941年夏考大学时也曾赶上空袭，可是招考的大学和考生都有准备。考试时间过半赶上空袭，试卷有效，否则在警报过后用第二份考题重考，考生也都分配有躲警报的防空洞。家父就是在这隆隆的炸弹声中考上当时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化工工程。当时的浙大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一千多名师生，只好在遵义、湄潭和永兴场三处。那时遵义都没有电灯，更别说是湄潭和永兴场了。当时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住宿都在永兴场的江西会馆及楚馆。二年级学生理、农在山清水秀的湄潭，文、工、师范在历史名城遵义。黔北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好似远离战火的一块安乐土。加上风景优美，更有名师授业，难怪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后说浙江大学很像剑桥，有一种田园诗般的乡土生活和宁静的学术空气。
家父1946年夏从浙大化工系毕业后考上公费留学，去瑞典学冶金。九年后，学成归国。
这三个月的时间，与大时代完全交融在一齐，忘却了自我，也忘记了整个世界。所谓安静，那是真正安静的三个月，自我仿佛是一粒穿越时空的浮尘，在那战乱频发、炮火纷飞的年代，跟着那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穿梭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感受着他们的感受，呼吸着他们的呼吸。情恸难抑之处，泪水长流，不能自已。
我经过《南渡北归》这本书，走近那个年代，走近父亲......读完已两月有余，灵魂似乎还在那段历史中徘徊，深感与父亲同在，不愿归来......
读《南渡北归》心得2
关于民国，我最先了解的资料应当是年幼时的电视剧，对民国的印象也很刻板：衣香鬓影与纸醉金迷;军阀与戏子。短见。
之后再看民国，印象最深的是文人。与我的理解，民国是一个宗师辈出的时代，“宗师”而非“人才”。似乎民国的文人总有一些特殊气质。我想最典型的是西南联大。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梦想的学校啊。纵使外界炮火连天，校内的师生们仍然全身心的奉献于知识。看过汪曾祺的散文集《跑警报》里面的资料生动趣味中又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炮火中，淡定的学习，而如今的我们却连上课安静有时都很难做到。
我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幕，学生与教师一齐在漏水的教室中静坐听雨，多么完美的一幕。那是旧时代的留影。
我对陈寅恪在王国维悼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这也是民国文人的立身要诀。不可否认，民国文人中也有类似于胡兰成者，在中日问题上，由于自我的思想问题，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更多的是类似于章太炎、朱自清等人的清高。
这些文人，日子过的很不好，他们在名缰利锁中闪躲，在枪炮战火中挺身。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却不会感到他们的艰难。他们精神的高大让他们那战火中晦暗不明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闪烁。
我对于文人们的了解是很浅薄的，大多是在一些记录文学中了解。但实际上仅有通读他们的作品再结合他们的人生经历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林语堂先生前期作品大多是半文半白，我很难通读，更别说陈寅恪、辜鸿铭等人。我较喜欢的文章还是朱自清、梁实秋、鲁迅等人的散文和小说。
我比较喜欢吃，对民国文人的关于吃的文章也看了很多。大家都说汪曾祺先生关于食物文化写的好，我却更喜欢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从小生活在老北京，家里比较富裕的他对于北京几个阶层的食物都很有一番见解。果然，文学艺术来自于生活。我是比较羡慕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的，但我又想，若我真的存在于那个时代，却未必有那样的精神在战火中学下去。或许，民国文人们的伟大正在那里。他们身处黑暗，却创造出光明。
读《南渡北归》心得3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此刻，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仅是相形见绌，甚至能够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危难时期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危难时期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貌呢?陈丹青对1970年“危难”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期望，以及对完美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危难”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可是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危难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本事，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理解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向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日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