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心得(2)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此刻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学校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危难时期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梦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读《南渡北归》心得4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可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明白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我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我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此刻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述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终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一样的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人才，此刻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当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此刻，更应当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我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期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读《南渡北归》心得5
最近，最终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话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那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进取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以往进取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明白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以往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能够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此刻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以往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景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样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明白以往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终也郁郁而终。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向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齐受苦”。在生命的最终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此刻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